回顾悍匪狂魔龙治民，三年取48人性命，受审时竟称是为民除害！

1983年—1985年，在陕西省商县各乡出现怪事。一些外地打工归来或者上城买东西的农民离奇失踪。到了1985年5月，向公安部门报告的失踪者就有37人之多。

刘湾乡叶庙村40多岁的杜长英就是其中之一。

　1985年5月16日，杜长英起了个大早，杜长英就跟其兄一起到城里去赶集，两人分手后杜长英再也没有回家了，家里人焦急万分，亲戚朋友都四处帮打听去寻找，但始终都得不到消息。

　　杜长英已经失踪有10天多了，1985年5月27日黄昏，哥哥杜长年再一次从城里寻觅回来。路过县造纸厂时，他找到出纳员、表弟侯义亭，说了杜长英十余天未回家的事。表弟侯义亭愣怔了片刻，叫道：“哎呀”神色变得严峻起来：两天前，有名男子拿一张金额一元八角五分卖麦草的条子来领钱，条子上的名字却是杜长英。侯问那人怎么回事，那人说杜欠他钱，一直赖着不还，他在街上堵住杜，杜把这借钱的条子给了他。

　　1985年5月28日，经侯义亭辨认，领钱人是44岁的龙治民。杜长年等人随即扭住龙治民，要带他去派出所。僵持不下的时候，一黑脸小伙上前，说也正找这人。黑脸小伙是另一支寻人队伍的成员。1985年元月11日，上官坊乡某村副支书姜三合等人从西安做活回来，在西关车站打算回家，碰到个头矮小的龙治民，龙对他们说，他家里有活，挖猪圈，一天五元。

姜三合独自去后，再不见回家。其兄姜银山从胜利油田请假回家，一直寻找到了5月；期间曾数次向地县有关部门反映情况，均无回音。

5月28日，在这个吵吵嚷嚷的人堆里，姜家看见了要找的人。持续数月的寻访，姜家了解到，龙治民经常出没于西关汽车站等处，春节以后，还不时从市场上招走一些男女。两支寻人队伍交换情况，感到事情严重，把龙治民押往公安机关报案。两个人失踪都与龙治民有关，县公安局决定将其收审。面对讯问，龙治民的供述来来回回就是：“杜长英的麦草条是我拿的，他欠我20块钱。以后他去哪儿，我咋知道，姓姜的是我叫的，干完活就走了。起个猪圈嘛能用多长时间，一个下午就干完了。他在我家住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就走了，以后他去了哪里我咋知道”。这么一个矮小愚笨、光头赤脚的农民能干出什么事呢？公安人员甚至为龙治民是关是放犹豫过，最后决定先把龙治民关起来，第二天到龙治民的家里看看再说。

5月29日早晨，两名公安人员前往杨峪河乡王墹村龙治民家，龙治民家窗户全堵上了土坯，昏暗得像个地窖。屋内坑坑洼洼的土质地面上，有几处好像被铲过；架在阁楼上的木梯上有些斑点，呈乌紫颜色，像血迹。龙治民妻闫淑霞下肢瘫痪，行为古怪，对公安人员的问询，她一会儿说：“屋里没啥”，过了一会儿又说：“有一次家里来了几个人，晚上我睡在炕上，听见外间有动静，第二天这些人就不见了。”问她怎么回事，她又不说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没头没脑地说：“我洗衣服，水红红的。”。龙治民家西厢堆放着乱七八糟的杂物，柴草、空酒瓶、破布片等，用脚拨拨才能看见一块地面；东厢更加黑暗，污浊，杂物充盈，一进门便碰一脸蛛网和尘絮。两公安人员在搜查中感到可疑，他们搜查完毕后，立刻回到局里汇报，于是当天下午公安局又派人赴龙治民家搜查。这次搜查村治保主任也在现场，其对公安人员说，龙治民的家里很臭，村里人都不肯到他家去。

刑警队长王扣成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干警，凭他灵敏的嗅觉立刻他就闻出了自己熟悉的尸臭，顺着味找很快就找到了两具男性尸体，公安人员即刻就封锁了现场，因为案情重大，上级调来了大批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布控到村里的各个路口，防止龙治民有其他同伙逃跑。如此紧张的气氛也让村民恐慌起来，龙治民到底有没有同伙大家都不知道，唯一知道的就是大家还是待在家里不出门保险。全村一时处于相互猜忌的惶惶不安的紧张气氛中。

　　警方停止搜查，封锁现场。看守所被要求把龙治民铐起来，并加上脚镣。

　　两具尸体中，一个是杜长英，但另一个却并不是姜三合，而是一名十六七岁的小伙。

　　再返王墹展开第三次搜查，警方人员在东边门扇的柴草后，又发现了一个满满的化肥袋子里面装着一具女尸，死者年约50，也不是姜三合。

　　三具尸体的发现，立即引起了轰动。全村的老少倾巢而出，前往围观。治保主任和几个民兵维持秩序。民警划出保护圈。

　　商县主管政法的县委副书记、公安局长，以及商洛地委、行署的有关领导相继赶来现场。

　　民警带上警犬，再次搜查龙家，没有新的发现。

　　据村民们讲，龙家门前有过一个萝卜窖，现已填平种上了白菜。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，这一线索引起了侦破组的重视，叫来了几个民兵对地窖开挖，挖掉了上面的泥土后，下面是一层厚厚的包谷叶。

在揭开了包谷叶的那一刻，现场所有人都发出了惊叫，地窖里像码柴垛一样的整整齐齐码着9具尸体，从边际向下看似乎底下还有，现场勘查的公安立即停止所有工作，向省公安厅报告，如此重大案情，省厅不敢怠慢，军分区派来了一个连对现场进行戒严，陕西省公安厅长副厅长张景贤和一班刑侦干部次日抵达后，勘查继续进行，经过不断的挖掘，尸体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，地窖终于清理完毕，共从里面发现了33具尸体，触目惊心。勘查组继续向龙治民房屋周围进行探测，大家都不愿再有发现了，因为所有现场的勘查员心理承受力都到了极限。

稍事休息之后，大家手执有金属尖头的标杆在龙治民家周围探测。谁也不希望再有所发现，即使再发现什么，也希望是有关的物证。大家心理承受力已到了极限。

就在这时，上午11时30分左右，当一个公安人员再一次把标杆插进土地时，他突然僵止在那里，人们的视线向他聚拢过来……他手下感到了一阵虚空。

然而，在龙治民家的猪圈里勘查组又有了新的发现，一个大坑里又找到了8具码得整齐的尸体。在边上的另一小坑里又发现了4具尸体，至此公安人员先后从龙治民家里起出了48具尸体，这一惊爆消息在民间迅速传开，四里八乡的人都像赶集一样涌向了龙治民家前来观看，熙熙攘攘，在勘查的那一个星期前来观看的人数据说有十几万人之多。公安局从龙治民的审问中排除了有其他人参与作案的嫌疑，所有人都是龙治民一人所杀，而他的杀人动机就是为获取无价劳动力和谋财。一些国外媒体不知道怎么得知这一案情，也迅速对此案进行了大量报道。

由陈丕显和公安部副部长俞雷率领的中央工作组进驻商县。中央、省、地、县、乡各级领导和各级部门参与的侦破组织迅速成立。核心领导小组由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景贤挂帅，地委副书记王殿文任副组长，下设审讯组、调查走访组、现场勘验组。在地委书记白玉杰的建议下，又成立了群众破案小组。白天，当发掘、勘验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的时候，就有失踪者的家人在围观的人群里放声痛哭。他们在围观者善意的鼓动下，数次试图冲过警戒线前去认尸，都被武警拦截，这样一来引起了他们及围观者的不满、哭闹、指责，甚至有一些好事者呐喊起哄，在人群中造成一阵阵骚乱。到了下午，约有一百多人聚集在商县公安局门前，要求领导出来说话，要求认尸。其中有人因为48人被杀，事前公安局竟无丝毫觉察这一点，骂道：“养了一群白吃饭的”。

在对龙治民的一次审讯中，当审讯者一再追问龙治民除了573元，是否在别处另匿有赃款时，龙治民回答说：“不用再问了，就那573元。我杀人也不只是图钱财，我是为国家除害哩！”，“我有三不杀，”龙治民继续说，“一不杀科技人员，二不杀国家干部，三不杀职工、工人。我只杀残废人，只杀愚昧无知憨憨傻傻……”

不论龙治民出此言原因何在，但调查结果证明，被害者和侥幸逃生者除少部分智力低下和有某种残疾的人外，大部分都是智力健全，并且为乡村的强壮劳力，是农家顶门立户的人。

1985年8月30日，陕西省检察院商洛分院以故意杀人罪，将龙治民夫妇提起公诉。1985年9月20日，商洛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二人极刑。二人提出上诉，陕西省高院来人提审后驳回上诉，维持一审判决。1985年9月27日，龙治民夫妇被处决。

中国虽然提倡依法治国，建设法治国家，但是中国历朝历代的法学根基，犹如古树的跟，盘逑交错，光裸露在外面的枝干修建的整齐美丽，而地下的根却缺水枯干。这个普法这个问题必须要从根开始整理，这么多年以来积累下来的观念，想要改，任重道远，老百姓多少年来保留下来的思想是没办法一下子就能够影响的了的，而且法律跟政治是相辅相成的，不能保证每一个官员都两袖清风，但一颗老鼠屎绝对会坏了一锅汤，所以想要解决问题这些都需要考虑，与其说普法工作任重道远，那是因为现在的50～70后的思维定式无法改变，真正的普法是普给80、90、00以后，等这帮人老了，那才可能真正成为法治社会，一台老旧的国家机器除了修理，再添新的零件也没办法真正配上套，只有拿来一台新机器，开始为他设定各种条框，才有可能在正轨上运行。

现在80、90、00正在成为社会的主流，法治中国在更好更完善，社会更稳定，任重而道远，但依然是一大批人在负重前行。